比如，学者所主张的行政行为应以书面形式作出而未以书面形式作出或许借鉴了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4条第2款第2项规定的行政行为依法律规定仅能以证书形式作出而未以证书形式作出。

四是强调在全社会弘扬宪法精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六节后增加一节监察委员会，明确了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地位、名称、人员组成、任期任届、领导体制、工作机制等。对这个问题，需要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予以正确认识和说明。（六）充实和平外交政策方面的内容。同时，在遵循系统性、连贯性基础上，深刻领会和把握《宪法修正案》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首次组织宪法宣誓仪式，习近平主席和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员、组成人员就职时公开进行宪法宣誓，这在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令人印象深刻。

（3）《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5年2月2日）。即使宪法的文本内容没有变，时代前进了，社会生活条件变化了，必然赋予宪法有关条文以新的内涵和意旨。[7]《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分5部分，是解放区政治经济生活的基本法律准则，共25条。

作者：莫纪宏，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自2018年以来，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严格遵照宪法法律规定履职行权，推动我国宪法制度建设和宪法实施取得新进展、新成效。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充分肯定和直接采用了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9月5日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大会讲话中阐明的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35]主张，这表明习近平依宪治国与依宪执政思想通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政策确认，已经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各项工作的行动纲领。[41]党的十六大报告则正式提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

2015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就包括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坚持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不动摇。这一决定的出台恰逢其时，决定通过法律的形式将12月4日设定为国家宪法日，对于国家和全社会充分利用国家宪法日来积极主动和有效地进行宪法宣传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对宪法自觉作出内涵上的科学释义将会极大地丰富我国宪法学现行概念体系的表达能力，对于构建科学和有效的宪法学学术话语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创新价值和指导意义。同一时期，在同一个正式公开发表的文件中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并提的是时任浙江省代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发表在2002年12月4日《浙江日报》上主题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文章。这次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就得到了比较好的、比较完全的宪法草案。[5]陈云生：《宪法文化的自觉》，载《法治研究》2013年第1期，第3-10页。

[57]2002年12月4日，胡锦涛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切实担负起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坚决纠正违宪行为。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职权，因此有些问题将来可以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宪法的解释来解决。根据《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的规定，八五普法规划实施期间普法重点内容之一就是突出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民法典等重要法治理论和法律规定，其中突出宣传宪法是一项重要事项。为了制定好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毛泽东本人亲自起草了宪法草稿，并且把这部宪法的性质确定为社会主义类型宪法。

王秀哲：《宪法学研究中法学方法论的自觉运用》2009年第4期，第78-83页。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宪法权威。

现行宪法五次修改的特点，都是通过修宪使现行宪法所规定的各项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更好地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29]但作为治国理政的行动纲领，习近平同志是最早使用依宪治国与依宪执政概念来强调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核心地位和重要作用的领导人。

[44]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从陈云生教授对宪法文化不自觉的现象的归纳及特征总结来看，宪法自觉实质性的价值要求是指人们在主观上对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的性质，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及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应当有具体、明确和正确的认识，在认知情感上对宪法要有积极认可、接纳和推崇的态度，在行为方式上要养成依据宪法来履行法律职责和法律义务的思维习惯和心理行为倾向。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无法保证我国宪法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实施。习近平总书记在《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一文中也明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全面依法治国，从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来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来谋划、来推进，推动我国宪法制度建设和宪法实施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发挥宪法在立法中的核心地位功能，每一个立法环节都把好宪法关。现行宪法在公布施行的40年中，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把法治人权监察等宪法价值纳入宪法文本之中并建立了新的宪法基本制度，与1954年宪法所确立的作为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一道，共同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核心价值体系和形成了有机统一的宪法制度体系，这充分体现了过去40年我国在宪法制度建设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是宪法制度的制度自觉的集中体现。

陈云生教授发表在《法治研究》2013年第1期上的《宪法文化的自觉》一文，尽管篇名中没有使用宪法自觉一词，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宪法自觉是切入宪法自觉的价值内涵的最佳角度。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党要在宪法范围内活动。

1993年，中共中央在《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这次修改宪法不是全面修改，可改可不改的不改，有些问题今后可以采取宪法解释的方式予以解决。[24]习近平总书记上述论断非常具有前瞻性，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理论中宪法制度的范畴和体系有重要的理论指引作用，可以拓展我国传统宪法学理论体系中所忽视的宪法制度体系的概念、范畴、结构和功能的研究，以现行宪法的五次修改及宪法制度发展和变迁的实践自觉来推动宪法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学术自觉和理论自觉。

这种修宪活动，背后的修宪动力很显然是来自于对完善宪法制度相关的制度自觉和制度自信。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在加强宪法解释方面，宪法自觉仍然存在需要提升的空间，只有在宪法实施方面产生了宪法行动的自觉，宪法制度才能真正地得到发展，宪法的根本法权威才能得到有效发挥。

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6-37页。[31]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并提，出现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2018年11月26日，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公室联合发出通知，部署开展2018年宪法宣传周活动。

过去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今后也要如此。[16]《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18日通过），载《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4日，第1版。

[15]1978年《宪法》第4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32] 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基础性地位，以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为契机，及时和系统地提出了以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为核心要义的治国理政思想，形成了依宪治理的思想体系，从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角度为加强宪法实施、维护宪法权威、充分发挥宪法作为根本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的核心作用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指引和行动纲领，体现了党和国家制定重大政策中对宪法高度重视的宪法自觉。

法治原则、人权保障原则和监督原则是现代宪法的核心精神，不论是资本主义类型宪法，还是社会主义类型宪法，都无一例外地会在成文宪法文本中明确肯定法治人权监督等宪法价值转化为宪法制度的重要性。以法律草案统一审议工作为例，法律草案统一审议是立法工作中开展合宪性审查最重要的环节，是依宪立法、依法立法的关键阶段。

我们把实施宪法摆在全面依法治国的突出位置，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工作，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参见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4年9月15日），载《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32页。[55]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2月4日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成果，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成为历史新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基本原则、重大方针、重要政策在国家法制上的最高体现。

纵观近几年的合宪性审查工作，每年都有亮点，每年都有突破。参见习近平：《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载《浙江人大》2002年第12期，第8-10页。

[58]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2年12月4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4页。[40] 由此可见，1982年宪法历经40年仍然保持着基本制度不变，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与在法治理念下和在政策下始终不渝推行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大政方针密切相关。

所以说，尽管改革开放之前，新中国的缔造者们比较重视宪法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根本法作用，但由于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没有在制度上形成有效的宪法运行机制，故导致了宪法作为根本法的权威受到了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作为基本内涵的政治自觉的影响而日渐式微，宪法自觉没有能够成为推动宪法实践发展的制度和精神动力。[57]《李鹏主持召开修改宪法征求意见座谈会听取法律界经济界专家学者修宪意见》，载《人民日报》1999年2月2日，第1版。